思享之周第五讲:哈佛大学杜维明院士《儒家视角下的“文化中国”省思》

思享之周第五讲:哈佛大学杜维明院士《儒家视角下的“文化中国”省思》

复古与西化之争自鸦片战争始,在之后的150年里始终处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循环中,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当下的“文化中国”;如何慢慢学会在批判中肯定、吸纳传统;如何在解除’民族中心的困局’中去认识世界,加深历史的意识,也扩大心灵的疆界;如何体认、实现中国古典传统儒家精神的现代化?

2013年1月30日晚,牛津学联学术部组织的‘思享之周’系列讲座活动的最后一场在Lady Margaret Hall学院颇具复古气息的The Old Library举行。本次讲座由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燕京学社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位华人社长杜维明院士做关于《儒家视角下的“文化中国”省思》主旨报告,大约吸引了200多位听众自发前来,其中亦不乏一些曾经访学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学者。本场讲座由牛津学联学术部部长方琳浩先生主持,The Old Library场地租借的过程中得到了牛津大学数学系本科学生张乃馨女士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讲座开始前,首先播放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3年1月18日举行的中华之光颁奖晚会短片。短片中,杜院士因将儒学引入国际视野而获颁《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颁奖词描述杜院士是:当代大儒,学贯中西。幼年启蒙于五四,青年负笈西洋,中年成大器。在西方的学术中心耕耘中国传统,在中国传统的巅峰上眺望世界,心怀天地生民,为往圣继绝学,他领路新儒学,为纷争不已的世界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作为当代大儒,杜院士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系教授。1988年当选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在哈佛等世界级学术研究中心执教40年期间,桃李遍布全球,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中美商会会长孟克文先生既是杜院士早年的学生,也是杜院士“中华之光”评选的推介人。由于其杰出的贡献,200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亲自邀请杜维明院士撰写了联合国《文明对话宣言》第二章《全球化与多样性》(英文),并在同年荣获第九届国际T’ 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与杜维明院士一道获颁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还有莫言先生(杨振宁先生推介)、白先勇先生等文化界享誉已久的学者、作家。 

短片播放完毕后,杜院士首先提议全场起立为早前于2013年1月24日逝世的邓正来先生集体默哀一分钟。默哀结束之后,杜院士以宏观的视角简要阐述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特别提到国外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之后在谈到“文化中国”的认同问题时,杜院士以‘中国人’一词的意涵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历史演化为例,详细阐述了文化认同的学术概念以及出现的危机和挑战,引起了在座学人、学者的省思。

接着,杜院士结合自身的学术领域,着重介绍了文化中国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交叉介绍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在提到儒家文化的现状时,特别引用了夏威夷文化传播研究所朱衍(拼音)教授1984年对儒家文化亲和力的研究结果,在当时调查的五个地区中(东京、汉城、香港、台北、上海)上海排在第五位,而经历了30年的开放,今时今日的上海依旧排名第五,这一文化现象不能不让人有所省思。

随后,杜院士根据历史发展的脉络,向在场的学子们分析为什么当初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如今对儒家的亲和力反而不如其他地区。杜院士首先阐述了从1839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10年间中国文化在动荡岁月中的演化过程,简要提及太平天国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着重强调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西方各个文化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影响和改造。 

杜院士认为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大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怀,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他们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才能挽救当时的中国,而中国的传统思想都应该被舍弃。随后,杜院士浅析了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从开始的纠结迷茫到最后确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过程。而在整个思想解放、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却长期的被边缘化、被忽视。 

在过去的一系列思想运动中,其实,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完全的压制和摧残。时至今日,我们国人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人都存在一种心灵积习(habit of heart),我们仍然都或多或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便是反对儒家思想的运动,客观上也对儒家思想起到了传播作用。

在对儒家思想过去百年来的发展史做出全面客观的介绍之后,杜院士对中国如何发展文化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首先国人需要对启蒙于五四时期的西方基本价值有所辨析、有所确证,并最终落实。其次,要学会善用儒家思想来弥补西方价值观当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慢慢学会在经济、文化独立之时,知悉财富分配不均、感念社会道义;在确保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之刻,秉持同情与慈悲之心;在确保个人尊严之时,念及社会和谐;在确保法律落实之际,仍能思虑礼仪。杜院士认为这套思想可以渐渐的推广到全世界,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收悉、受益。

杜院士接着提到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文化进行和平的对话。最后,杜院士认为信仰可以选择,而做人无可选择,儒家思想本质上就是告知大家如何做人。

杜院士的讲座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在场学人、学子们对讲座的反应非常热烈,报告结束后争相提问,杜院士对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都一一作答。

讲座活动结束后,《思享之周》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人之一、学联的葛诚先生对为期一周的活动做了闭幕发言。首先,他希望大家透过学联组织的具有“启智”意义、“思辨”精神的《思享之周》讲座,能够对谏和諛的利害做出判断,能够使大家的牛津岁月成为一种日后值得细细品味的游学经历;而杜院士的演讲无疑催人奋进、迫人沉潜,让整个思享之周的活动多了一份沉静的洒落和洗刷。因此,他谨代表牛津学联向杜院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葛诚先生也适时、适情地表达了组织活动中遇到的一些人力、财政困难,并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一句来表明学联在服务牛津华人学子方面坚持理想、拒绝妥协的心志,也呼吁大家尽可能的给予学联一些支持。最后,葛诚先生以主要策划、组织者的身份由衷感谢朱丹尼、方琳浩、侯艺郡、康韧、王曾、孙逸群、齐雯、李倩、张璇、张瀚文、韩梓源、张宇林、曹坤、张乃馨、周一歌、杨佳瑜、张晨、申志鹏、吴桐、庞博、彭錞等同学的热心帮助,并表示彼此相遇是一种幸运,正是这份幸运促成了杜维明院士及其他老师的到访,为牛津地区的学人、学子带来了一些切实的福祉。而这份福祉,唯有“思享”之,才能体认之!

主持:方琳浩

撰稿:曹坤(首稿)、康韧(修改)、葛诚(终稿)

编辑校对:葛诚

摄影:宋耘立

场务:张乃馨、曹坤、张晨、张瀚文、齐雯、申志鹏、韩梓源

特别声明:讲座当晚,由于Lady Margret Hall学院对场地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学联已于讲座当日清晨将相关讯息发出,注明只能满足最先到场的70位学生进场聆听大师的讲座;未能进入图书馆聆听大师讲座的学人、学子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去,对此,我们完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也衷心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支持,更希望大家在活动组织中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谅解和包容。

思享之周文稿

思享之周第四讲: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院士《南方科技大学: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实践 — 回答“钱学森之问”》

思享之周第四讲:南方科技大学朱清时院士《南方科技大学: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实践 — 回答“钱学森之问”》

作为教育界的先锋人物,在教育体制改革遭遇瓶颈的大背景下,朱清时先生本着实验精神尝试摸索中国高教改革的出口,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抵制全国性的圈地、扩招大潮。曾经对媒体表示“我对(中)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并因此被部分媒体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29日晚,朱院士以一个资深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和视角来为大家分析和解读当代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展望南科大的未来。  

1月29日,St Hugh’s学院的Maplethorpe 讲堂迎来了学联本学期“思享之周”系列的第四场讲座。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院士为牛津学人带来了一场题为《南方科技大学: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实践 — 回答“钱学森之问”》的报告。本次讲座由学术部的张晨女士主持。 

朱清时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8年6月- 200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2009年9月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作为中国知名高等教育改革家,朱清时院士致力于规划和组织学校面向21世纪建设一流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在他到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后,提倡大学重塑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和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推出一系列恢复大学“学术主导”地位的改革措施,构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创新机制体制,吸引一流人才加盟;在追求依法治校的实践中稳步进展。

讲座一开始,朱清时院士就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朱院士认为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体系是症结所在:教育只重视知识传授,考核的内容往往又只限于学生所掌握的书本知识,却长期忽略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在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高分低能”的现象。

接着,朱清时院士谈到了我国教育系统由于高度的“行政化”而缺乏一定的改革活力,因而导致高等教育的改革一直止步不前。那么,如果期望改变我国当前以传授知识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切实地启动高教改革,对高校实施“去行政化”应该是当务之急,而中国南方科技大学正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筹资建校,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进程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实验。

朱院士坚定地向在座的同学们表示:南方科技大学从立校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所学校既是高教学府,又是科研基地;而在这里求学的同学们,既能掌握到一流的知识,又能通过参加科研项目培养出一定的思辨能力、洞察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之后,朱院士从行政管理、课程设置、院系结构、文凭授发等多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方科大为了实现改革目标而做的切实努力,并简要介绍了高考成绩(60%)+自主测试(30%)+平时成绩(10%)的综合考核选拔机制;“少而精”的课程设置;书院制管理以及“去行政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

最后,朱院士还简要介绍了南方科大的人才招聘方法,他强调学校需要按照国际惯例严格挑选师资,聘用一流学术人才,以确保学校的品牌。

演说结束后,随之举行了简短的问答环节,而部分学生、学者兴致不减地继续同朱院士就相关议题进一步地深入讨论。

主持:张晨

撰稿:吴桐(首稿)、葛诚(修撰)

编撰:葛诚

校对:葛诚

摄影:宋耘立

思享之周文稿

思享之周第三讲:“牛津明日中国论坛”贺卫方教授、陈有西律师——《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在和未来》

思享之周第三讲:“牛津明日中国论坛”贺卫方教授、陈有西律师——《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了一些逐利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需要一个公正、中立、客观的裁断者——即法院。1990年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在法理上已经日趋完善,但是相关法规的执行力度、理念的深入人心,无疑都将是一个历史而又必然的漫长过程。

 

2013年1月28日晚,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与人民大学法学院、京衡集团董事长陈有西教授在牛津大学St Hugh’s College参与了题为“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在和未来”的讲座(论坛)。此次讲座是牛津中国学联《思享之周》的第三讲,并由牛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与明日中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约有120余名牛津大学的师生自发前来聆听演讲,并结合自身的学术北京与两位嘉宾进行了坦诚的学术交流。

论坛分为三个部分,先由陈有西律师与贺卫方教授各作1个小时的主题演讲,随后是半小时的问答讨论环节。本次讲座由学术部的齐雯女士主持,其一流的主持气质,给在场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名资深律师、法学教授,陈有西教授首先做了题为“中国律师生态”的报告,并简短回顾了在国际律师业协会(IBA)所作的独立研究报告。接着,陈有西教授向在座的学人、学子简要介绍了我国律师业的现状,同时列举了几个实例以便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为听众们普及相关法律基础知识。在全面介绍了法律基础知识之后,陈有西教授为大家罗列了我国律师的具体分类,并结合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浅谈了刑事律师和商业律师的差别与境遇。接着,陈教授提到了中国职业律师数量上的巨大缺口,并进一步认为,正是律师数量上的缺口,客观上造成了我国法律运作与诉求群体之间连接的不畅,使得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某种结构性缺位。讲座的最后,陈有西教授再次为大家回顾了中国律师行业的整体布局和工作环境,并对未来律师行业的发展予以展望。

 

陈有西教授演讲完毕,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发表题为“英美法与中国法律改革”的演讲。首先,作为一个资深“钱迷”(注:钱钟书先生的“粉丝”),亲临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定情之地的贺卫方教授难抑心中的激动之情,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详细回顾了钱先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并再次向已经作古的钱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之后,贺卫方教授谈到英国作为一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国度,即便是下榻宾馆旁的Lincoln’s Inn Fields亦有历史渊源可循,并由此引出英美法的基本结构概况。

转而谈到近代中国在西洋与东洋(日本)律法体系结构之间的取舍与权衡。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即便被动地向西方打开大门,但是照搬西方虚君立宪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英美法律体系中蕴含的平等精神在当时等级制度较严的中国缺少社会与历史的基础,而一种律法体系的最终建立还是要依赖于社会形态与社会传统。另一方面,同样被动开放的日本,开始自上而下的积极向西方学习,并派出了诸多的留学生到西方社会切实地学习、领会西方律法的精髓,使得当时日本对西方世界的律法了解领先于当时的中国。

 

基于中日文化之间的相近性,因此,在我国律法体系成型的初期阶段,曾经一度受到日本较深的影响,而随着历史的推移,中国在律法体系的成型中后期又并兼了苏联、西方的思想,并逐渐开始立足于自身的国情来制定相关律法。顺着这条历史的主线,贺卫方教授为大家分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法律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历史曲折和时代挑战,并较为审慎的表达了对我国司法改革前景的乐观态度。贺卫方教授一个小时的讲座即兴所至、顺势而成,逻辑严谨、言语风趣,既阐述了司法改革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挑战与机遇,又不失历史长河中的人文关怀,引起了学人、学子间的热情反响。

讲座的最后在学术部齐雯女士的主持下,论坛进入为时半小时的问答环节。贺卫方教授与陈有西教授与到场来宾就“律法引入与中国实情”“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异同”“如何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互动。到场的牛津地区华人学人、学子也学联学术部“思享之周”活动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肯定。

 

 

主持:齐雯

撰稿:申志鹏(首稿)、方琳浩(二稿)、葛诚(终稿)

编撰:葛诚

校对:葛诚

摄影:曹坤

思享之周文稿

思享之周第二讲: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加藤嘉一先生《走出教育》

思享之周第二讲: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加藤嘉一先生《走出教育》

教育事业影响国家未来。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以人为本,靠人发展,那么,教育尤其重要而深远。那些走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给“祖国”带来的将是人才流失还是文艺复兴?

1月27日 牛津学联迎来了“思享之周”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二位演讲嘉宾——加藤嘉一先生。加藤先生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非典高峰时期来到中国,曾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是现今比较活跃的时事评论员之一。这次是加藤先生第二次访问英国, 也是第一次造访牛津,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古朴的Danson Room里,他基于自身的游学经历和牛津的学子们一起探讨如何走出“教育”。 

讲座之前学联的葛诚先生作为本次《思享之周》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之一,首先为一周的讲座活动致开幕辞。他表示希望同学们透过学联组织的“启智”讲座,能够建立一种跨越专业院系的思想格局,诱发出一种让人乐于挖掘、勤于反省乃至勇于抛弃的气质。现实一点来说,他认为所谓的“启智”可能是专业上的启发,更有可能是嘉宾分享个人经历时引起的共鸣,甚至是一种反思。接着他表示,学联同学们凭着一腔热情所铺就的讲座,无非是想让牛津的学人学子们有机会聆听这个时代的回音,至于这个回音本身正确与否、客观与否,则希望交由每一个听众自己去思考、判断,交由时间去检验、历史去印证。但是,葛诚先生认为再精心的安排,依然可能会令听众带着疑惑失望而归——失望于讲座本身并未提供急切寻找的解答,演讲内容既非经世济用,也没有提供时代热点议题的解决方案;疑惑于演讲者的背景和诚信、观点及立场,而葛诚先生认为这恰恰是牛津千年老校的精髓所在——“并非扔给你一堆死答案,而是刺激一堆新问题”,这份精髓与生俱始、与生俱终。 

在葛诚先生为《思享之周》致辞之后,加藤先生开始演说,首先他戏称自己对教育的体悟都是“不同背景和价值体系不断碰撞”的结果。出生于日本,留学中国,现在又访学美国,有着丰富游学经历的加藤先生对中国和日本的教育体制有着较为细致的观察,也持有一定的思考。

 

他认为教育的根本是将人培养为人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中日教育在这三方面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其教育环境都存在令人担忧的一面。即便如此,在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都无法满足现有教育需求的情况下,中国在人才的流动性方面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侧面弥补教育大环境的不足。

 

谈到港台和大陆的人才互动,加藤先生认为“香港的媒体、金融和教育都与大陆人分不开,香港已经成为中国战略发展的缓冲地带和促进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聚集地”。与香港略有不同的是,大陆人才去台湾发展,感受强烈的往往是当地的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 

最后,他希望从“中国教育”走出的年轻人可以持有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且在符合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社会问题有一些思考,并认为“ 这是年轻人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而海外人才引入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并且,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间接影响当下的教育现状。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结束后,加藤先生积极地和听众们互动,并且与牛津的学子们就教育本质与教育传统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沟通和交流。

 

撰稿:齐雯(首稿)、葛诚(修撰)

编撰:葛诚

校对:葛诚

摄影:冯星

思享之周文稿

思享之周第一讲: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Jacques教授《中国模式下的法律角色》

思享之周第一讲: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Jacques教授《中国模式下的法律角色》

法律, 作为了解一个社会的最佳媒介之一,其本身的发展也在无形之中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形成和演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经济也有了腾飞的发展,由1970年末的世界排名十名之外的国民生产总值(GDP)逐渐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不断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去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在这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政府会如何引导中国模式下的法律体系变革并希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013年1月25日,本学年度牛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的第一场"思享之周"学术讲座在St. Peter’s 学院上演。充满现代气息的Berge Room里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自发前来的莘莘学子们,大家仔细聆听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Jacques deLisle教授关于“中国模式下的法律角色”的精彩演讲。本次学术讲座由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康韧先生(学术部)主持。

演讲开始时,Jacques教授首先用娴熟的中文详细列举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瞩目成就。并就“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架构稳定”以及“国际关系良好”等三个重要方面加以阐述。同时,Jacques教授也以学术的视角提出:在中国基础设施(硬件环境)稳步发展的大背景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软环境)仍有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空间,需要与硬件环境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最终达致相辅相成的发展效果。

之后,Jacques教授以一个资深学者的身份提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适用于中国环境的法律,而这一套法律体系的构建有别于西方的法律架构,是否应该被视为中国软环境提升的表现,在学术界中仍有一些争议。在演讲中,Jacques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并将中国模式同世界其他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向大家介绍了”2X2 Matrix illustrating the Four Face of Law in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2×2 Matrix illustrating the Four Face of Law in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Not Model Model for Others
No Law Pluralist Minimalist
Law Pragmatic Prescriptive

 

演讲结束后,听众们提出了很多富有想象力、具有一定深度的问题,并就中国法律的现状和未来与教授进行了坦诚的互动交流。

 

主持:康韧

撰稿:张晨(首稿)、康韧(修撰)、葛诚(修撰)

编撰:葛诚、方琳浩

校对:葛诚

摄影:宋耘立

思享之周文稿

胡鞍钢教授做客牛津论坛:为牛津学子展望2030中国与世界

2012年5月21日晚,牛津论坛十分荣幸地邀请了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为牛津学人们主讲「2030年的中国与世界」。胡教授为中国国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领头羊,於198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工学博士学位。之後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博士後研究,并以访问学者身分驻足於美国哈佛大学丶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及世界银行。除各类出版品不胜枚举外,胡教授亦兼任国家「十二五」规画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对於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第一线的认识与贡献。

此次演说胡教授由各项专业数据归纳出世界各国於过去两百年间的经济变化,并以南丶北两套系统简单区分了世界中各国成长的态势。胡教授点出了由中国领衔的南方国家们在这前後三十年的时间内将逐渐主导世界经济,并对於世界大同丶富裕与共的愿景做出贡献。他乐观地认为2030年的中国将会在经济面上全方位领先各国。其次,胡教授以中国内外的交通发展现状展示了重点城市的发展战略。为使人民能够提早做出准备,中国政府必须使国际贸易更自由化,并网罗极具国际观的高端人才。胡教授亦认为全球产业面临结构性的改变,而中国有必要在人类的第四次革命,也就是「绿色工业革命」中,扮演先行者的角色。最後, 胡教授谈到了对於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不断上升的观察,并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本质应是人的现代化」的看法。他对现代中国发展下了个贴切的注脚,即「共同富裕」为当今改革的重点,而人才的培养为当务之急。

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提问阶段中,与会的牛津学人十分踊跃。来自各个不同系所的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观察或是对演说的疑问。胡教授总回归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专业角度,对各个问题做出了剖析。其大师风范为牛津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撰稿:叶绍阳)
(摄影:申志鹏)

中国、美国与全球秩序:“牛津讲坛”第八期成功举行

2012年5月17日晚,Exeter学院,牛津大学St. Antony’s学院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Rosemary Foot教授做客“牛津讲坛”,为到场的数十名听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此次讲座以Foot教授及其合作者于2011年出版的新著《中国、美国与全球秩序》为主要内容,就武力使用、宏观经济政策、核不扩散、全球气候变迁以及世界金融规制五个领域中,中国与美国各自的政策变迁与互动,描绘了一幅严整细密的图景。讲座开端,Foot教授指出该项研究的三大核心问题:在上述五个领域中,中国和美国的行为多大程度上符合国际规范?如何解释两国的行为?中美两国对国际规范的遵守或违背对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过仔细爬梳上世纪两国在各个领域的政策沿革,Foot教授指出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两国对国际准则的合规性:一是国际准则与国内规范的相容性;二是两国对国际准则本身程序与实体合法性的认识;三是两国在全球权力架构中不同位置及由此导致的政策偏好。这三项因素在五大领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一般而言,紧密关切国内政策的全球规范更多受到第一项因素的影响。就此,Foot教授指出,无论中美,在内政外交紧密交织的领域,都有保守自顾的倾向。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尽管双方有时能够殊途同归,但也潜藏了分歧甚至冲突的种子。

接下来,Foot教授认真回答了听众关于国际公民社会、研究方法以及当前国际关系热点的问题。针对南海的紧张局势,Foot教授表达了她期望双方保持克制理性、寻求共识的期望。整场讲座充分展示Foot教授作为学术大家严谨、求实的风范,为“牛津讲坛”系列讲座再添精彩。

(撰稿:彭錞)
(摄影:叶邵阳)

傅晓岚老师做客“牛津论坛”:纵谈世界经济的复苏与长期发展的新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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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6日晚上,在古老的Oriel College的演讲大厅里,牛津学联第七期牛津讲坛(Oxford Forum)邀请到牛津大学发展学讲师傅晓岚博士进行了一场以“世界经济复苏与长期发展的新驱动力”为题的 讲座。讲座吸引了很多对经济感兴趣的牛津学子参与这场精彩的学术对话。

讲座的开始,傅老师从经济危机的重要性谈起,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之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流动,经济危机不仅对于美国及欧洲这些处于危机中心的国家和地区影响深重,即使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思考和应对经济危机。 接下来,傅老师简单的概述了自2008年开始的这次经济危机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由最初的金融危机扩展至经济危机,从美国起始扩展至全世界,2008年起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甚至在2011年起引发并加速了欧洲地区的欧债危机。傅老师认为,目前欧洲各国主要采用的应对措施,例如救市、消减支出等政策,仅能短时间内缓解危机,产生表面数字上看起来的经济起色,但却并不能长期的根本的解决问题,也无法形成新的有力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复苏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对于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傅老师认为主要应包括三个部分,即服务于长期发展的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可持续的国际间合作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自发的创新始终是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随着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创新不再是一国一公司的封闭化研发,更是开放式创新,是基于国际化合作的创新;创新也不仅在于技术科技方面,同时更在于组织、管理、商业模式、服务等方面。 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各国应针对本国具体情况制定策略,进行产业升级,调整实业经济的比重并重新估计消费市场。

讲座的最后,傅老师阐述了自己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人心得和看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各国都应积极的面对这种变化,快速发展的国家应该认真思考高速的发展是否受国际合作伙伴的欢迎,而发达国家也应持开放态度,协助发展的国家将变化所能带来的益处最大化。讲座结束后,听众向傅老师提出了很多问题,就GDP指数的作用、工资收入及劳动付出的关系、创新发展的驱动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中国的技术产权问题、中国经济硬着陆及社会型创新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方琳浩)
(摄影:申智鹏)

姚桓教授做客“牛津讲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之道

4月18日晚,Christ Church学院,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研究院姚桓老师携英文版新书On CPC: To Uncover the World’s Largest Political Party’s Mystery Genes?造访牛津,做客“牛津讲坛”,阐发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之道。

讲座开始,姚教授给大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91年历史中所做出的巨大成绩,如将领导中国从“东亚病夫”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解决温饱基础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等。接下来,姚教授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发展之道,即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让每个人都有“中国梦”;建立和巩固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注重自身建设,保证自身坚强有力。

在充分展示成绩的同时,姚教授也不回避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如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差别、环境能源、社会道德等问题很突出等等。但就姚教授看来,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一系列变化和举措,能够有效因应这些挑战,如树立了科学发展观,告别GDP崇拜;强调公平、民主、人权、和谐观念;进一步加强党建等。演讲的最后,姚桓教授对在座的青年学子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鼓励大家在求学问教、掌握知识的同时,砥砺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演讲结束之后,姚教授与提问同学坦诚交流,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整个活动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撰稿:彭錞

中国与牛津: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教授做客“牛津讲坛”

Vice-Chancellor Professor Andrew Hamilton

2012年2月6日下午,牛津校长(Vice-Chancellor of Oxford)安德鲁•汉密尔顿教授(Professor Andrew Hamilton)莅临牛津中国学联高端学术讲座系列“牛津讲坛”,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礼堂,为到场的五十多位中国学生、学者献上了一场主题为“牛津与中国”的精彩演讲。

讲座在历史回溯中开始。汉密尔顿校长首先带领大家近900年重温牛津的国际化历程。这一历程始于12世纪第一个留学生的招收。时至今日,牛津全校非本土学生和教员比例均超过40%,近40000名校友和各类分支、合作机构遍布全球。作为学术出版界一枝独秀的翘楚,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全球50个国家设立的代表处,每年出版图书近50000种。“我们可以自信的说,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所大学,在国际化水平上能与牛津媲美。”

接下来,汉密尔顿校长具体阐述了牛津与中国悠久绵亘的交往。早在17世纪晚期,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在初创之际,就收藏了一批中国典籍。但在当时,全英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读懂中文。这批典籍就此沉睡拜年,直到清代的沈福宗到达牛津进行翻译、编排。1910年,牛津设立第一个中文教席,理雅各(James Legge)成为第一位中文教授。1939年,牛津开设中文本科学位。2008年,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正式成立,进一步巩固了牛津大学作为欧洲乃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重镇的地位。今天,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群体。牛津与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多所中国高校建立了横跨人文、理工、社科各个学科的研究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牛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高级领导力培训项目”迄今已培训来自中国各个层级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近3000人。

在这样一幅绵密交织的中国-牛津联系图景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尤其特殊的地位。早在上世纪初,牛津大学就在香港设立其代表处,并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北京、上海也设立的办事机构。汉密尔顿校长去年到访中国时,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进行会晤。李源潮部长深情的告诉汉密尔顿校长,他儿时知道的唯一一个外国地名就是牛津,因为他当年学习英语的全部材料都出自牛津大学出版社。

光荣属于历史。汉密尔顿校长在演讲的结束部分,列出了牛津与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几大挑战,如中国学生奖学金提供、中国学生如何融入本地文化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中英两国青年交流。牛津中国学联主席胡梦晨给校长赠送了一套精美的中国生肖剪纸,表达真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中,汉密尔顿校长认真回答了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崛起”,汉密尔顿校长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阻挡,但也从教育领袖的角度,强调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关于“如何应对欧债危机”,校长幽默的提醒大家不要过分紧张,因为在牛津近千年历史上,也许只有肆虐欧洲的黑死病才能算作真正的危机。与此同时,校长也进一步指出大学应对经济、政治环境波动的最好办法,就是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财政的健康与稳定。汉密尔顿校长还就同学们关心的英国移民签证收紧问题给出了明确的信息:“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极大的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移民。此次政策变化,释放了极为负面的讯号,令人担忧。我们在法律的框架内,近最大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移民政策向更为开放、宽松的方向发展。”
活动结束之后,汉密尔顿校长与到场的学联志愿者和观众亲切合影,并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安德鲁•汉密尔顿教授198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路易斯•巴斯德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81年,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担任匹兹堡大学化学系主任兼教授。1997年起,受聘于耶鲁大学,2004年-2008年受聘于耶鲁大学教务长职位。汉密尔顿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1999年,获美国化学学会颁发的阿瑟•C•库伯学者奖;2004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2009年,汉密尔顿教授正式就任牛津大学校长。

供稿:彭錞
摄影:黄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