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华文讲坛—《东方红》与《国际歌》:民主与法治的不同言说

2月18日华文讲坛 —《东方红》与《国际歌》–民主与法治的不同言说

由牛津大学中国学联访学部主办的本学期第一期“华文讲坛”系列活动于2月18日晚上7点在Brasenose College 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来自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访问学者、法学博士石文龙老师作为本期活动的主讲嘉宾。讲座在主持人缪亦舒同学提出的关于宪政与民主法治的思考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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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老师通过对《东方红》与《国际歌》两首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歌曲进行分析,向我们揭示了蕴含于两者中不同的宪政言说以及现代社会中国民众对民主与法治的特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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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是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民歌,歌词作者为李有源。国际歌则是在法国革命时期由欧仁•鲍狄埃创作。这两首歌曲内容迥异,但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度曾固定以《东方红》开始曲,以《国际歌》结束曲。今天《国际歌》在我国的日常生活中被逐渐淡化,而《东方红》的影响依然在扩展,《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可以说是《东方红》情结的延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视频让我们体会到浓烈的红歌情结,然而接下来的《国际歌》则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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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两者歌词的比较中,石老师提出这两首歌的区别主要在于:
1、对救世主这一现象的不同态度。《东方红》强调大救星思想,而《国际歌》的则认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所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2、对人民内涵、形象的不同表达与塑造。《东方红》强调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中人民是被领导者,而《国际歌》则强调人民要当家作主,做天下的主人。所谓“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3、对获得权力(权利)与民主实现方式的不同表达。《国际歌》对于如何争取自由的描述是详细而明确的,《东方红》则比较笼统,将一切希望寄于其中的救世主;
从这这些区别不难看出,中国式的民主,是寄托于“明主”的民主,寄希望于“明主”。《东方红》揭示了中国式民主是一种“救世主”式的民主。所谓“救世主”式的民主,就是“被救者”期盼或者通过“救世主”以实现民主,而不是自己动手实现“民主”。“明主”情结事实上是我国封建社会人治状态下“清官”思想的延续。这也是中国式民主的发生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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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中,石老师为我们区分了“民本”、“民生”、“民权”与“民主”概念之间的区别。另外石老师也指出中国式的民主可能存在的不足与危险性,在于对领袖的崇拜容易导致运动式民主,以及民众民主的不正常发展容易形成极端的民主。同时石老师强调由于我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民主法治的基本环境与土壤,因而不能说中国式的民主低人一等的另类民主。

在讲座结束之后的讨论环节中,大家就民主是否应该从基层民主开始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激烈辩驳,学术讨论、思想的碰撞氛围分外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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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石老师对这次讲座做出总结,提出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离不开顶层设计,离不开基层探索,离不开专家学者的贡献,也离不开对西方民主的借鉴渠道与途径。

从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到当今社会现实的民主法治建设,从战争岁月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变革,整场讲座石老师贯穿古今、妙语生花,最后,讲座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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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石文龙老师代表著作与学术兼职。
学术著作:《21世纪中国法制变革论纲》、《法伦理学》(已再版)、《法律变革与中国法的生成》、《依法执政的制度化建设研究》等。
学术兼职:中国宪法学理事、中国国际法学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以及上海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持:缪亦舒

撰稿:石怡霖

校订修改:石文龙老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摄影:杨佳瑜

场务:胡鹏,林艳钧,付超鹏,方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