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讲坛

2013年5月9日，牛津学联访学部主办的“华文讲坛”系列活动邀请到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王洪涛教授作为新一期的主讲。讲座于晚七时在牛津大学St. Anne’s College举行。

开篇引言，王教授紧扣标题，以“从‘阆风苑’到‘伊甸园’的变幻”为切入，以《红楼梦》的英语翻译为例，选段《枉凝眉》，阐述了“阆苑仙葩”的英文移译过程中如何从东方的“阆风苑”被移植到了西方的“伊甸园”（paradise）之中。（注：《枉凝眉》选段，“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霍克斯（David Hawkes）将其英译为’ One was a flower from paradise, one a pure jade without spot or stain’）

接下来，王教授在“译史钩沉”部分简述了中国文学在西方四百年的传译历程，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文学的“东学西渐”史分为五个时间段，并阐述了每个阶段的代表性人物及其译作，为冒雨赶来的中外听众勾勒出一幅中国文学西传的简明画卷。

其后，王教授细数中外各位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及其传译模式。西方代表人物以理雅各（James Legge）、霍克斯（David Hawkes）、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例。三位都是中国文学英译的名家，前两位更曾于牛津大学任教，与牛津有很深的渊源。中国名家以杨宪益先生及其夫人戴乃迭女士（Gladys Margaret Tayler）、林语堂先生、许渊冲先生为代表。各位名家或独立翻译或合作翻译，其翻译模式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翻译作品在西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王教授反观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现状及其潜在问题，对于译出作品与译入作品在数量上的失衡以及外译作品在西方的影响力，在表达清醒认识的同时，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了当前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西方世界的各种困境，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多种应对策略以及个人建议。

整场讲座王洪涛老师漫谈古今，以他的诙谐风趣为到场的听众营造了轻松愉快的学术气氛，并在讲座结束后，与现场的各位听众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主持：洪祖梁
撰稿：张乃馨
编辑校对：刘翔
摄影：洪祖梁，张乃馨
场务：洪祖梁，陆昱晨，张乃馨

5月23日华文讲坛——《金融体制与欧债危机：资产价值评估视角》

2012年5月23日晚，牛津大学Oriel学院华文讲坛现场座无虚席。来自沈阳大学的姜伟老师受邀为牛津的华人学生学者们作了一场题为《金融体制与欧债危机——资产价值评估视角》的讲座，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本次讲座由学联访学部的朱丹尼先生主持。

师从我国著名经济金融学家白钦先教授的姜伟老师，首先以专业人士的视角对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等概念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分析，并且进一步向大家推荐了其导师所提出的关于银行体制的九大要素。接着姜伟老师逐渐引入金融理论的实证主题，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欧债危机”，并明确指出了欧债危机本身始自希腊等国的主权危机。所谓主权危机，在姜伟老师看来，又是该国在“主权”框架内某一个或某些金融组织或利益集团自身的危机。为了向非金融领域的听众更好地阐述专业概念，姜伟老师独辟蹊径，用一张最基本的资产负债表较为精炼地表述了金融危机的来源和机制。而造成金融危机的关键起因则是在初期的评估中有部分资产的计价与实际价值不符。其中，大型机构和投资银行通过伪造数据、调整资产评估标准等方式，使其满足了《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即成员国赤字不高于GDP的3%，公共债务不高于GDP的60%。最终，使得希腊成功掩盖了真实的财务状况，并得以加入欧元区。

接着，姜伟老师由评估分析的概念引致博弈分析，并指出金融危机本身也是一次金融机遇。欧债危机的产生，是与美元和欧元争夺世界货币的地位分不开的。而且，就本次欧债危机来说，姜伟老师相信危机的解决过程也是一次金融产业的整合。金融机构的规模可能会随着危机的深化逐渐扩大，也可能会逐渐缩小，但是在危机过后总会向最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关于资产评估方法的发展趋势，姜伟老师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如何利用现有市场价取代历史价，如何有效利用现有市场价作为资产价值衡量的普遍标准，等等问题都需要审慎的考虑。

最后，姜老师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对待变化，在金融危机中要学会独立的思考，并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结尾，他对经济危机提出了十六字的精炼概括，即：“集团之间的博弈，金融体制的重构”。

讲座之后在场的学生学者们也和姜伟老师展开了问答的互动。

主持人：朱丹尼

撰稿人：何尘

校对 & 摄影：葛诚

2012年5月9日晚，牛津《华文讲坛》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东北财经大学的韵江老师，为牛津华人学子学者带来一场题为《动荡环境下中国企业的转型》的讲座。

讲座伊始，韵老师以自己在牛津访学期间对当地商家的调查为引言，向在场听众阐释了国外企业如何展示其独有的经营模式，并如何通过这种展示来凸现企业自身的战略定位。

接着韵老师以大国崛起下的中国企业为例，指出中国的企业对企业战略的重视程度仍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并将中国企业战略普遍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偶发性、短时窗、愿景模糊、个人依赖性以及不稳定性。更进一步的，他向我们介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管理模式、单纯模仿而缺乏创新的产品竞争方式，以及依靠低成本、零利润的快速扩张等手段打压市场中的竞争对手，进而逐步获得垄断地位的商业运作模式，更进一步的，他对这些模式的发展前景表达了担忧。针对中国企业在战略上的不足，韵老师指出企业发展应秉承着持续与发展并重的原则。接着韵老师援引外国知名学者对企业战略的研究，强调了企业在其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应当侧重于“企业定位”、“发展趋势”和“相关匹配”，而在发展战略上则应着重思考：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如何来做以及能做多久。

之后，韵老师对中国企业战略所面临的挑战作了详尽细致的分析。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企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国际经济震荡下行的不利影响。一些如BP机、3.5英寸磁盘等等耳熟能详的产品，均在时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退出市场。与此同时，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力成本有所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最低工资的上调从而大幅压缩了利润空间。为了迎接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审视和调整自身的企业战略，寻求新的发展突破点。对此韵老师指出，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必须根据自身发展情况选择不同的战略模式：在了解到自身产品同其他竞争产品的差异化基础上，秉持国际化的战略视野，确立企业核心技术，明确市场需求。

韵江老师根据实地调研的经历，结合丰富的案例分析，让在参与者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他所怀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研究的满腔热情，整个座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落下帷幕。会后韵老师也与在场意犹未尽的学生学者就国内外企业管理战略的差异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主持：周昱老师

撰稿：朱丹尼

校订：葛诚

摄影：李倩

2012年3月7日晚，华文讲坛会场座无虚席。牛津学联访学组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始人之一的龚文庠教授，为在座的牛津华人学生、学者带来了一场题为《龙年说龙——兼谈中国形象建构》的座谈会。

龚文庠教授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及新闻与传播学院，门下桃李争妍，此次讲座也有为数不少的北大毕业生到场一睹师长风采，共叙燕园情谊。更重要的是，应龚教授要求，本次华文讲坛风格与以往有所不同，采用了圆桌漫谈的形式，加强与会者的参与度。本次座谈会由访学组的葛诚先生主持，并为大家做了简要的开场介绍。葛诚特意提及教授对草根舆论的密切关注和对公众舆论的积极参与，以及对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些省思。

接着，龚教授开门见山，针对中国龙这一传统意象，探讨了更改其英文译名的可行性，并旗帜鲜明地认为不必废弃“Dragon”这一约定俗成的译名。西方的“dragon”并非起源于中文，西方作品中的dragon与中文 “龙”的含义、寓意并不等同。不少学者基于上述原因，强烈呼吁把龙译为“loong”，把dragon译为“獗根”。对此，龚教授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动议背后“文化洁癖”的偏执以及相关弊端的同时，更坚持跨文化翻译必须本着“便于沟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原则。随后，龚教授以“新时代语境下对中国龙形象的重新审视”这一议题作为开场，并对国家形象的构建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不会因为某种宣传运动而产生重大改变。龚教授援引约瑟夫·奈的理论说，构建国家形象的核心是国家的“软实力”，而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和该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共同决定了国家的软实力。关于如何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才能最有效的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龚教授坦言应当本着“自信、真实、创新”的原则，并且外宣工作绝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外事部门，因为国家形象不是什么玄乎的宣传战略，而是与每个公民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是一个集腋成裘、厚积薄发的过程。

龚文庠教授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虚怀若谷的人生态度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演说结束后，在场的学生和学者都就相关议题同龚教授进一步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整场座谈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后，大家意犹未尽、兴致不减，不少学生、学者继续同龚教授就学界议题和海外生活等热点话题积极沟通、交流。

撰稿人：何尘

校订修改：葛诚

摄影：杨爱梅老师（龚教授夫人）

11月30日，Oriel学院，华文讲坛迎来了本学期最后一次活动。本次牛津学联非常荣幸地请到孙静老师，为在座的牛津学人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现行税制的“无知之幕”》的报告。本次讲座由访问学者部李晓林主持。

孙静老师是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税收管理教研室主任。在《财政研究》等期刊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合译著1部，主持结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在研项目4项。2009年度被评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届青年教师“十大科研新星”。

在讲座的开始，孙老师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无知之幕”—— 人们在参与决定制度安排时，被一重厚厚的幕布所遮掩。他不知道有关他个人及其社会的任何特殊事实，也过滤掉了所有能够影响其公正选择的功利性信息。只有当所有人都处在一重“无知之幕”背后决策时，他们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才是正义的。这亦是税制制定的重要根据之一。

之后孙老师谈到中国现行税制和税种。国内现行税制分为20个税种，包括流转税类（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财产行为税类、资源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这些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在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并没有这个权限。

接着孙老师介绍了税收的功能，首先是筹集财政收入(聚财)。孙老师用图表和数据展示了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和占GDP比例的变化。近年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现在社会上出现一种观点就是国富民穷，2005年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更是将中国排在全球第二。孙老师认为税收增长为国家发展和保障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上述观点值得商榷。中国的税收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税收收入超速增长，另一方面税收大幅增长的同时，税收流失严重。前者涉及到征管因素和税收计划管理等多因素的影响。后裔方面则是因为税制不完善和征管不严。而税收功能之二就是调节经济的作用。但税收是间接调节工具，调节经济的功能并不强，因此孙老师质疑网上流行的房产税、个税等税种的调节功能的实际效果。

然后孙老师探讨了中国目前的税制改革问题，此项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的税收系统。最必要的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虽然从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仍不尽合理，支出责任划分也不够清晰等等。目前国内正在实施的改革有增值税扩围、房产税的试点和最近开始的资源税改革。

最后孙老师分析了几种热点税种。首先是今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免征额上调到了3500元，新法实施后工资薪金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孙老师还介绍了相关的“三险一金”计算方法。接着孙老师以上海和重庆为例介绍了房产税试点的情况。

虽然当天天气寒冷，大家气氛仍十分热烈。税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孙老师是税收制度方面的专家，通过这次报告，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税收知识普及课。

撰稿：李晓林

摄影：黄伟斌

2011年11月12日傍晚时分，牛津中国学联访学部于Oriel学院举行了名为“早冬电影之夜”的联谊活动。近20余位新老访问学者携家属到场，共同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访学部的成员们在六点之前便将饮料、比萨放置妥当，静候各位新老访问学者的到来。在纷沓而至的许多老朋友之中，亦不乏一些新面孔的学者，而本学年访学部的第一次联谊活动也随着学者们的陆续到来正式开始。

晚七点整，本次活动筹划人兼主持人的何尘先生首先代表访学部欢迎学者们的到来，并为在场的学者们郑重介绍了学联的梦辰主席。随后，梦辰主席作了简要的讲话，在对学者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的同时，也对访学部近来的服务工作给予了肯定，并重申了学联服务于学者，为访问学者们排忧解难、丰富生活的建设宗旨。之后，在场的访问学者们都一一作了自我介绍，表示很高兴能够融入到学联这个大家庭中来。

餐后，七点半左右，访问学者们又来到Oriel学院的Harris lecture Theatre一同观看了口碑颇佳的文艺喜剧《钢的琴》。长达107分钟的电影由于其幽默的表达方式，引发了在场学者们的阵阵笑声，而片中的许多温馨片段亦使人感动不已，这些幽默与温馨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大背景，难能可贵的是，张猛导演选用了一个温情的故事加上幽默的表现手法来折射社会剧变之下的心理动荡。

影片播放结束后，由于几近深夜的关系，学者们遗憾地没能对电影进行深刻的探讨，但是大家一致对学联选取的电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且衷心希望在未来的访学岁月里能再有机会次参类似的联谊活动。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联谊活动中，学联的成员和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并建立了友谊与互信，为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新闻稿由访学部葛诚撰写

–用音乐滋润我们的心灵，用音乐拨动我们的情感，用音乐装饰我们的生活

11月16日晚七点半，Oriel College内，牛津中国学联的品牌活动之一——华文讲坛如期举行。虽已是初冬时节，然而大家对讲座的期待和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此次学联访学部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拂晓老师为大家带来题为《音乐的审美及其表现》的讲座。高拂晓老师系中央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博士，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研究方向：音乐美学，音乐表演美学；已出版专著：《期待与风格：迈尔音乐美学思想研究》；发表论文：《时间的抽象、存在与超越：现代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特点述评》、《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进展、比较及评价》等。本次华文讲谈由访学部的何尘先生主持

高拂晓老师首先分析了音乐的性质和特点，使大家首次系统性的了解到：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听觉审美需要和情感表现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丰富且有序的声音组合体。音乐的声音属性决定了它的非语义性和非概念性，反之，这两个特性又决定了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同时，他还为大家解析了音乐与其他艺术的联系与区别以及音乐的价值与功能。

接着，高老师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了如何才能听懂音乐、如何学会欣赏音乐。他认为模仿是音乐表现力的初级体现，而象征与暗示则是音乐表现力的高级体现，从听懂音乐的角度而言，往往需要通过理解声音的象征和暗示去理解音乐表达的意思。但是从欣赏音乐的角度来说，在听懂音乐的基础之上，更需要联觉和感受能力。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体验应该以音乐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为核心，并联系思想认识，上升到精神境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创作者的创作背景与自身的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来感受，才能获得真正而全面的审美享受。

由于社会生活、文化思潮、音乐观念和音乐表现手段的变化，音乐风格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人们把风格大致相同的阶段划分成一个个风格时期。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享受音乐，在讲座中，高老师特意将音乐划分为声乐和器乐，并为大家穿插介绍了西方声乐和器乐的漫长发展历史。

首先，他认为声乐起源于古希腊的单声歌曲，而今日仍然放射异彩的音乐，则大多是1600年以后的作品。从1600年歌剧的诞生，到1750年，德国伟大作曲家巴赫去世的这150年间，涌现的音乐作品以歌剧为主，其形式豪华壮丽、感情充沛奔放，与同时期建筑风格的视觉艺术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被冠以“巴洛克时期”的名称。以亨德尔的《绝代妖姬》为代表作品的这一时期，被高老师定义为声乐的重要成长时期。

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艺术不再单纯的供贵族们享受，因此，来自民间的喜歌剧大量涌现，如《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女人心》等等，历史学家和美学家们将其称之为“古典时期”，与“巴洛克时期”奔放所不同的是，古典时期的音乐作品中的感情表达相对约束稳定，音乐语言朴素精炼，形式明晰均衡，同时音乐中的矛盾冲突因素被加强、深化。以代表人物莫扎特为例，他的歌剧巧妙地集中了自己生活和性格的各个方面：快乐与忧伤、坚定与柔情，崇高与天真。

随着社会的发展，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逐渐兴起，对当时欧洲艺术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在音乐中的表达，以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为形成的主要标志，史学家们将其称之为“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更多地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喜用抒情，形式上不受拘束，同时部分作品充满了民族特色，声乐作品中增加了描绘性，和声的表现功能扩大，色彩变化加强，并开始使用半音和声、不协和弦，乐队的阵容更大，配器色彩更为丰富，突破了古典主义音乐完整、均衡的限制。浪漫主义的音乐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涌现出了一批以舒伯特、李斯特、威尔第、比才、瓦格纳等等为代表的伟大作曲家。高老师将“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定义为声乐发展中的高峰时期。同时他也简要地谈到以《猫》和《西区故事》为代表的新时代声乐。

对于器乐而言，除了上述以不同的时期来划分之外，高老师还提出以不同的音乐载体来分析器乐的发展。他认为器乐的音乐载体可以分为伴随声乐的教堂管风琴；独立发展的交响曲；具有特殊审价值的协奏曲；具有形式统治功能的奏鸣曲；以及小夜曲、前奏曲、狂想曲等等。期间，高老师除了谈到钢琴/小题琴协奏曲的中西比较、奏鸣曲的结构之外，着重对交响乐的演奏器乐、乐队结构以及代表作曲家和作品进行了深入的介绍，更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为例，对它进行了重点赏析。他认为第一乐章一开始斩钉截铁、冷峻逼人的音型，表现了命运的现实与残酷，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核心音型，它表现了作曲家与命运无时无刻不在作着顽强的斗争，并且以各种形式在曲中反复出现，时而坚定，时而犹豫，时而欢乐，时而悲戚；而小提琴奏出的抒情主题温暖朴实，反映了作曲家渴望安宁的内心。在温暖与命运的相互交织中，形成了尖锐的对峙，暗示着作曲家的内心在与残酷的命运做着顽强的抗争，这不仅仅是作曲家自身的真实写照，也间接反映出了当时整体社会的革命思潮。

最后，高老师谈到了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着重提及了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为什么当下的青年人往往偏爱于流行音乐，而缺少对古典音乐的认知和欣赏。他认为流行音乐的结构和语言与古典音乐具有着很大的区别，流行音乐有歌词作为情感的引导，结构短小，容易记忆和传唱，但缺少内涵；而古典音乐结构宏大，内涵丰富，但除了歌剧之外，大多数器乐作品中没有歌词的引导，难于记忆和理解。的确，流行音乐存在缺陷，而古典音乐亦有不足，因此，高老师一方面以乔治.格什文的《蓝色狂想曲》和S.H.E女子团体的《不想长大》为例，希望古典音乐能够与流行音乐之间相互借鉴、相会融合，使得音乐在新形势下能够取得新的发展与突破；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音乐无高下”之说，希望大家广泛聆听各种风格的音乐。

长达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在场的各位学者、学生又纷纷提出许多自己关心的问题，高老师都一一作答，直至晚上10点，大家才意犹未尽的散场而去。

撰稿人：访学部葛诚

11月9日，农历十月十四，晚7时许，深秋的牛津，Oriel学院，月色朦胧，Mandarin table迎来了一个同样气质的美丽主题——《张爱玲翻译之路》。在牛津访问的杨雪老师，为在座的牛津学人评说传奇作家张爱玲不太为人知一个领域——她的翻译作品。本次讲座由访问学者部葛诚主持。

杨雪老师是浙江科技学院语言文学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包括翻译研究和语言教学。已出版专著《功能语境与专门用途英语语篇翻译研究》和《多元调和：张爱玲翻译作品研究》。

以几张张爱玲的老照片作为引子，杨老师首先介绍了张爱玲的创作背景和作品。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1931年秋入读美国教会女子中学，1939年进入香港大学，1940-41年作品《我的天才梦》获“西风”征文奖。之后的1943-1944年是张爱玲的高产期，期间她发表了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等。改编话剧《倾城之恋》的巨大成功还显露了她的话剧才华。这些作品中的很大部分之后一再以戏剧电影电视剧的形式被多次演绎。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去香港，开始为美国新闻处作翻译，并创作了英文作品Sprout Song（《秧歌》）与Naked Earth（《赤地之恋》）。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继续英文作品的创作。1957年台北《文学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让张爱玲为台湾文坛所识。1961年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则首次为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位。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发表多部作品后在台港东山再起。1984年和1986年，《金锁记》和《传奇》分别在大陆发表，张爱玲重新在内地得到重视。1995年9月，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接着杨老师进入此次演讲的主题，谈及张爱玲翻译背景与译作。张的翻译作品可分为三类：译他人作品、自译和语际语内翻译。1941年6月张爱玲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发表于《西风精华》第6期上的《谑而虐》。1952年-1955年间张为美国祝香港新闻处翻译了很多美国文学名家名作，如劳林斯《鹿苑长春》、《爱默森选集》、海明威《老人与海》以及《欧文小说选》等等，同时对《老人与海》表示了特别的偏爱。后人认为她对超验主义的两座丰碑——爱默生与梭罗的译介具有开拓之功。张爱玲也翻译自己的作品，如《秧歌》《五四遗事》先英文版后自译，还有《怨女》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中文版，《赤地之恋》先写中文再译为英文，1961年节译《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等。1967年出版了著名的《金锁记》的英译版本。语际语内翻译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翻译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该书是一部吴方言小说，鲁迅、胡适和张本人都倍加推崇。张爱玲将其翻译成国语和英语。

之后杨老师用调和一词来总括张的翻译特点。张译别人的作品时倾向于原著和源文化，比较“字面主义”（literalism），这是“译中有作”。译自己的作品改动较多，多倾向于目的语文化，更加“自由主义”（liberalism），创作的痕迹更浓，可谓“亦译亦作”。这点上张爱玲与早她一百年的严复达成了共识，翻译文本类型和内容大相径庭，在“信”的问题上都惹人诟病，但其译文在“达”和“雅”上达到了同样高度，翻译与写作融为一体，译作堪与原作比美。作为双语作家，还用英语（非母语）来进行关于其母语文化的叙事，可谓“作中有译”。 这主要指张爱玲英语创作中的隐含翻译现象，她一方面用英语读者文化形象替换中国形象或直接补充解释性信息。另一方面，有意识保留中国文化形象。杨老师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化专有项翻译有益探索。

为了更加细致深入的了解张爱玲译作的接受状况及原因，杨老师进行了当代英语读者对张译作认同度的实证调查。结论是张爱玲的翻译作品虽然评价波动范围较大，但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当代读者认可。那么为什么张爱玲翻译作品在中外翻译界长期被忽视呢？杨老师认为问题肯定不是出在张的文学造诣上，而和当时的文学场有很大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活跃在港台等地英译汉领域，受众主要是港台和东南亚华人。而此时国内正在进行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张的作品和译作长期无法进入国内市场。此外张进入国内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被经典化的过程就发生在不久之前。而且译作与创作作品相比，前者更有时效性，容易被复译替代。关于汉译英作品，杨老师还以林语堂为例进行了对比，相对张而言林时机更好，文风比较讨好西方人，而且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大力推荐，因此林至少在西方社会比较成功。而张所处的正是冷战时期，西方对中国文化采取抵制态度。而且美国50、60年代民权运动处于起步阶段，少数族裔还未能争取到应有的关注和权利，更谈不上进入主流了。

不管怎样，虽然张爱玲的翻译作品也有不足之处，但她多面貌的译作为翻译实践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也丰富了对译者身份和翻译现象的认识，张爱玲作为作家和插画家，注重原作美学意义上的准确传译；张对异质文化怀有强烈兴趣，注重作品文化学意义上的准确传译。

报告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提出了很多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杨老师一一作答。讲座进行得十分成功。

撰稿：李晓林
摄影：黄伟斌

10月21日晚七点半，St. Hugh’s College的Maplethorpe Seminar Room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牛津中国学联的品牌活动之一——新学年的第一期Mandarin Table如约而至。学联访问学者部有幸请到同济大学的国际问题专家沈洪波老师，她为在座的牛津学人带来题为《迪斯尼与全球化的文化》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访问学者部李晓林主持。

Read more